段静远/文
今年以来，医药行业呈现出市场活力复苏的景象，多家跨国药企高管对医药表示，再次来到中国市场，对中国医药市场抱有很大兴趣，在年初的行程中都加入了中国市场这一站，拜访相关部门机构、与业内专家学者交流、到医院探索合作空间、听取调研公司的中国医药市场分析及洞察等等。
感受到中国医药市场经济活力的全球高管们，仍然对中国市场巨大的未被满足的健康需求充满信心，作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工作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康韦也对医药表达了这样的感受。
所以，今年以来释放出一些变化，跨国药企动作频频，本土化国产化的声音，真金白银的市场投入，以及扩大朋友圈建立生态体系的官宣合作。一方面是人口基数放大的市场规模，更是因为药品可及在提速，疏堵前端上市通道的同时，康韦更提到了支付体系对药品可及的影响，包含着临床价值与经济学价值评估，且伴随着全生命期的创新支付体系构建，仍然是值得持续探讨和不断完善的方向。
随着中国市场在研发端纳入ICH，价格体系成为全球价格的重要参考，中国医药市场与全球同频共振，医药创新是全球化的，因为涉及很多技术以及疾病领域，每个研究领域都很细分，不能指望一个企业把所有疾病都打包。另外，产品研发、配套设备设施和生产工艺也需要很多的合作伙伴，康韦如是谈到。
医药：近年来中国创新药市场发展整体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康韦：过去十年，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度很大。尤其是2015年以来，药品监管制度与医保制度改革极大提升了我国创新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加之药品专利保护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创新药行业迎来了发展机遇，本土创新企业快速崛起，跨国药企持续投入并参与全球创新药同步研发，医药行业成为近些年持续高速发展的行业。
展望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驱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因素将发生深刻变化，呈现 两不变 三变 的特征。
两不变，是指中国生物医药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创新药市场的高速增长的优势不会变，仍是吸引跨国药企继续投资兴业的根本因素。三变，是指中国的本土企业竞争能力提升、人才资本要素质量提升、营商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化，它们既在客观上需要跨国药企在华发展策略应该与之相适应，又需要政府有关部门主动创造更好条件助力跨国药企发展。
生物制药行业也是高度监管的行业，和政策体制的发展息息相关。医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始终需要更稳定的市场环境、合理的创新支付及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更科学透明的监管制度。
医药：今年以来我们采访的多家跨国药企高管表示，再次来到中国市场，对中国医药市场抱有很大兴趣。从您收到的反馈来看，他们在感受上有什么变化吗？
康韦：今年3月，RDPAC会员公司的全球高层来华考察，包括拜访了相关部门机构、与业内专家学者交流、到医院探索合作空间、听取调研公司的中国医药市场分析及洞察等等。感受到中国医药市场经济活力的全球高管们，仍然对中国市场巨大的未被满足的健康需求充满信心。
他们对鼓励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的政策方面也有更多的期待。总结起来，主要是围绕如何提高药品研发的质量与优化审评审批要求，如何提升创新药支付能力，如何落实和完善药品专利和数据保护政策，这些都是构建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
这三个问题里最重要的是如何提高药品研发的质量与优化审评审批要求，但最紧迫的却是如何从创新药的支付体系入手提升支付能力。从患者角度来说，支付端能最大程度提高创新药的可及性，最终实现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创新药；从产业角度来说，让企业获得更加合理的回报，进而反哺研发投入，实现可持续的创新。
医药：今年上半年，一个行业趋势是，跨国药企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比如投资建厂、增加合作，加快推进新药上市，不仅是表态，也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您觉得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康韦：一方面，从总体来看，中国正逐步从药品主销地向创新的主产地主创地转变，经营中国医药市场、开发中国医药市场、策源中国医药市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跨国药企的共同选择。
从1990年至2021年，RDPAC会员公司进入中国上市的新药达760种（包括新活性成分和改良型新药）。截至2020年，RDPAC的会员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47家工厂和25家研发中心。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在跨国药企全球供应链上逐渐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资金和人才的重要来源地，中国市场已成为众多跨国药企营收和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医药：多家跨国企业都表示，要做非常本土化的外资企业，您怎么解读这样的声音？应该如何理解本土化的定义？
康韦：自2000年加入WTO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到2020年，中国对全球医药研发数量的贡献跻身 第二梯队 前列，中国对全球研发管线产品数量的贡献跃至约14%，在全球排名第二。中国正处于从医药制造大国迈向医药创新强国。
目前，跨国药企愈发强烈地希望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管线计划，推进中国和全球同步研发创新的药物，可以同步在中国获批上市。
同时，医药创新是全球化的，因为涉及很多技术以及疾病领域，每个研究领域都很细分，不能指望一个企业把所有疾病都打包。另外，产品研发、配套设备设施和生产工艺也需要很多的合作伙伴。
医药：全球研发在提速，中国市场也在同步加快新药上市。在新药临床试验和注册方面，跨国药企在海外已经上市的药物，在国内申报临床试验注册时，一方面要提速引进新药，另一方面要考虑人种差异，您有什么建议？
康韦：在药物研发全球化的时代，开展一个全球性的药物研发项目会遇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及不同国家监管要求的挑战，其实，ICH 为此制定了系列指南，统一监管观点，为全球同步研发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中国药品监管体系在审评效率提升、监管制度国际化、审评体系完善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持续进展。截至2023年3月底，国家药监局已采纳并充分实施全部66个ICH指导原则。
同时，要实现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全球同步研发，仍需继续简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等待时间，比如建立完善的、基于科学、合理管控风险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体系，提高审批时限的可预测性，大大缩短中国在临床试验启动阶段的时间线，提高中国加入全球同步研发的效率，进而增大创新药在中国首先审批上市的可能性。
未来几年，中国医药领域需要持续推动上市许可持有人、数据保护制度等落地实施上继续发力，不断促进监管的标准、程序和体系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将有利于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提升创新药在中国的研发效率。
医药：比如海南博鳌的医疗旅游先行区、粤港澳大湾区的药械通政策等新药加速引进的通道下，跨国药企的创新药物满足国内需求且未上市的可以加速引进。从您的经验来看，此类创新通道在加快创新药引进、提早获得真实世界数据等方面，有何作用？跨国药企应该如何借力这类的加速通道？
康韦：海南博鳌的医疗旅游先行区、粤港澳大湾区的药械通政策，都是中国医药领域开始着手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有力举措。得益于这些政策红利，跨国药企也能更进一步地把更多国际领先的创新药更快的在中国上市。
我们可以看到，依托博鳌乐城先行区真实世界数据应用试点工作的特殊通道，目前已有9 个国际创新药械产品加速在华获批上市，引进使用的未在国内上市的创新药械已达300多种，世界排名前30 强的药械企业均已与乐城先行区展开直接合作。与此同时，截至目前，粤港澳药械通也批准了23个药品，13个医疗器械。
国家药监局在重点推进药械产品的真实世界研究，因为一些特殊疾病领域，如某些缺乏有效治疗措施的罕见病和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很难开展传统随机对照实验，而真实世界研究能弥补样本量有限、随访不足等缺陷，形成较为确定的研究结论和临床证据。利用在乐城或大湾区先行先试产生的真实世界数据，用于国家药监局的注册申请，有助于在国外已上市或者新上市的药械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
另外，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的MAH 制度改革，也是以全球视野开展中国药品医疗器械监管体制改革、推动监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利于激发产业活力，为企业间的合作特别是国际合作提供更多可能。目前国际上欧美国家生物制品大多数都采用MAH 制度下的分段生产模式，为了在中国进一步接轨国际MAH 制度，建议参照国际惯例的MAH 下的分段生产模式，即中间体生产、原液生产、制剂生产、包装生产都可以在不同场所进行，以促进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医药：前端是新药注册上市，后端匹配的是定价和支付。后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前端的积极性和活力。在国内医保谈判中，您认为过去几年跨国药企的积极性如何？过去跨国企业提及到全球定价体系，一些时候成为跨国药企价格调整的一个影响因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进一步调动药企的积极性？
康韦：中国现在的新药价格被全球作为参照来采集，这是因为中国现在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有些市场已经开始把中国的新药价格作为参考价，中国的价格其实已经关系到全球的创新生态。
同时也要考虑支付端对于药品可及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上市药品可及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在对药企未来研发、上市新药积极性的影响上。
医药：近两年业内不断有声音提出，要在药品不同生命周期匹配不同的支付价格？
康韦：新药定价体系应该用创新价值衡量和判断，新药是独家的，与仿制药定价应该有所区分，就市场来看，取决于这款新药在中国市场上有没有实现充分竞争，如果是专利期已过但仍没有实现充分竞争，或难通过竞争降低价格。但另一方面，根据目前中国医药市场状况来看，新药在中国上市的速度与国外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另一方面，在一些产品的跟进上也已经很快。
另外对创新药价值的评估，需要上市后积累更多的临床证据，从而更好的评估药品在真实世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我认为这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一个药物的临床价值，可以体现在相对现有的治疗方案或者临床需求，能否满足需求甚至是填补临床空白，能否带来临床上的安全性、有效性、患者获益，或者社会效益的提升。在这些药品所带来的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再对药物进行经济性评估。
医药：这包含了可量化、不可量化的，临床的和社会效益的？
康韦：从国际的经验来讲，临床数据越扎实，比如三期临床试验有头对头的数据，甚至荟萃分析，有可以量化的结果，不确定性越小，企业越能够有效地显示你的价值，价值的认可度更高，获得支付的价格也就可能更高，还有些并不容易量化的价值，或者说证据是有限的，
比如一些药品患者人数少，没有办法头对头，或者以单臂二期试验上市，由于临床试验可控且是小样本的人群，回到真实世界患者的差异会很大，所以需要下一步积累真实世界数据，更多的数据才能证明在更大的范围内可以推广。
医药：多家跨国药企的负责人也在采访中表示，跨国药企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推动国内的biotech公司以及产品走出去，但过去几年，也有双方分手的案例出现。您怎么看双方的合作？未来还有哪些更多的机遇？
康韦：近些年，中国市场涌现了一批富有活力的创新药企，这些本土创新药企和跨国企业聚焦中国病患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开始在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全方位铺开竞争与合作。
这进一步形成了由跨国药企升级中国研发中心、本土药企构建自主研发体系组成的创新双引擎，催化了中国医药创新能力快速发展。
高质量的许可引进（license in）与对外授权（license out），丰富了双方的产品管线，加快了各自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开拓，更是推动中国成长为创新药市场生力军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2020 年可被称为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历史元年，本土企业与跨国药企的合作数量、规模和质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背后，是参与创新的各方包括医院、医生、高校、科研机构和国内外药企等加深合作，为突破性、原创性创新成果的产生提供了科研实力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