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数字排毒：一场数字行动主义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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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排毒的重点不是戒断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而是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智能设备的深度嵌入让生活失去了什么，我们需要从中夺回什么。
原文 ：《数字排毒：一场数字行动主义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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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外一些酒店和餐馆将“我们有WiFi”标志替换为“保证无WiFi”，“无网络旅行”和“数字排毒旅行”成为旅游业的时尚新产品。国内豆瓣社区的“数字极简主义者”“反技术依赖”等话题小组聚集了众多组员，实践“低数字介入”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用户对智能设备有了警惕并试图逃离屏幕，作为数字行动主义的新潮流——数字排毒的内涵是什么？数字排毒的实践效果如何？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何为数字排毒
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在2012年被提出，是指“一段时间内不使用智能设备，提供专注于现实世界社会互动的机会，以改善个体的整体福祉和心理健康”。数字排毒被认为是对智能手机、新媒体等信息技术入侵所造成伤害的一种隐喻性“治疗”，倡导个体从“永远在线”的数字世界中暂时退出，以休养生息。
与“技术抵抗”“技术不使用”等概念有共同之处，数字排毒认为信息技术具有侵入性和伤害性，而目前智能设备的使用模式是危险和不健康的。但数字排毒不是教条的技术“抵制”，阻止个体使用智能设备，也有别于信息技术“不使用”或“不持续使用”，而是提倡明智、健康、有意识地使用电子设备。当技术压力超过一定阈值后，个体能够预防性地恢复理性和平衡。
总结来说，数字排毒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数字排毒是一种“人本”理念。数字排毒并不否定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只是反对过量连接或过度沉溺其中，强调个体保持对技术的克制使用与反思意识。第二，数字排毒是一种“治疗”手段。不仅有特定的疗愈过程，还是一种自助净化行为，犹如道教“辟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提倡的“断食排毒”等。第三，数字排毒是一种“共生”关系。数字排毒给予了人们如何对待数字技术的新思路，即学习健康使用技术，与之建立共生关系，让技术辅助我们工作生活，提高幸福感，而非任由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来自时间、健康与认知的需求
为什么在迎来数字社会后，数字排毒成为一种潮流？面对这一悖论，学界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倦怠”心理；有学者认为源于用户对“现实世界”的渴望；有学者认为“排毒”是实现新自由主义权力的一部分。数字排毒是一种对技术压力超载和主体性侵蚀的应对，是个体平衡真实和虚拟、离线和在线的尝试，学会改善时间管理、身心健康和自我意识的独特实践。由是观之，个体在时间、健康与认知上的诉求是推动数字排毒实践的主要原因。
第一，时间超载引致个体现实空间塌陷。数字排毒的提出是基于数字时间超载的假设，即智能设备占据我们太多时间，生活被入侵，渐渐偏离了真实的现实世界。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数字世界，更关心网络空间发生的事情，致使现实生活具身交流的意义不断贬值。智能设备创造的数字世界破坏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常常不知道身在何处，现在是何时，感知自己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个体对时间的控制是其主体性地位的体现，若时间安排不是基于自身需求而是受控于外部期望，则个体就丧失了时间主导权，也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
第二，健康超载造成个体身心健康透支。智能设备不仅剥夺了人们的时间与精力，所产生的技术压力还会伤害我们的身心健康。智能手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生活习惯，并引发诸多健康问题。例如骨骼疾病、肠胃疾病、脂肪超标和肌肉疼痛等，还可能导致“鼠标手”“智能手机肘”“计算机视觉综合症”等。深陷比特世界之中的个体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聚焦能力、自我安静能力下降，极易引发精神类疾病，例如注意力缺陷、自闭症、情绪失调（如抑郁、恐惧、焦虑等），甚至各种成瘾症状。研究发现，智能手机重度使用者会出现错失焦虑（FOMO），遭受类似毒瘾患者的大脑损伤，导致睡眠障碍和认知退化。
第三，认知超载导致个体自我意识退化。长时间沉溺在虚拟空间，个体对“真实”和“虚拟”的感知发生错位，注意力变得破碎，表达能力严重损伤，思考判断力降低，创造性能力减少，这些负面影响是认知超载的后果。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操控下，网络推送的信息远超需求，个体完全被淹没在信息浪潮中。同时，算法加速了平台的连接效率，实现用户与用户、用户与信息的高效匹配，智能手机就像一根无线的缰绳，让人们处于永远“待命”状态，随时随地等待被连接、被召唤，遭受持续性的精神紧张和压力，剥夺了用户深度思考，造成自我意识丢失。
从数字资源与心理资源展开干预
数字排毒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数字资源干预。这类措施通过制定戒断计划，控制个体的数字资源接触，减少使用时间，达到排毒、脱瘾的效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管理APP，例如番茄TODO、Play Task等，限定APP和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防止沉迷某些应用程序，养成健康的使用习惯。我们还可以关闭某些APP的推送、提醒或停用某些账号，防止个体注意力被分散，进而减少使用时间。另外，可以通过回归旧的媒介形式，使用仅有通话、短信功能的“非智能手机”，以此简化数字生活，实现脱瘾排毒。这三种方法的实施取决于用户的主观意志。
二是心理资源干预。根据个人的行为目标和价值观，提供认知行为疗法、健康行动过程法等健康行为改变的心理技术，通过一系列动机和意志建构，特别是积极情感、心理信念和行为意愿建设，支撑个体将行为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心理资源干预措施认为个体意图和动机对健康行为改变至关重要，所以排毒过程主要依赖自我控制和主观意志，只有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行为意愿，才能帮助个体按照设定的行为目标行动，实现健康地、有计划地使用智能设备。
当前研究发现，数字排毒实践对使用时间、自我控制、身心健康、生活福祉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效果是积极的。最明显的是，干预期间个体对智能手机、SNS、IM等的使用时间皆显著减少，有中度或轻微抑郁、焦虑、拖延症状的患者，在数字排毒干预后相关症状获得一定改善。但其在睡眠、孤独感、社会压力、认知表现和生活满意度方面的效果是混合的。未来可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探明不同方法的效果、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等。
对技术、生活和主体性的思考
数字排毒是时间、健康、自我意识被入侵的反应，是应对技术压力、改善身心健康的一种策略，也是对真实性、主体性的保护。目前，学界针对数字排毒的研究刚刚起步，但仅仅是这一“小”尝试就带来了一些“大”影响。
第一，重新锚定和认识技术。起初，人类为了与他人建立连接和信息互动而穷思竭想。如今，在技术、资本的推动下，连接已经远超我们的需要，甚至成为一种负担。信息技术革新了社会面貌，也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包括我们与他人、群体和社会的互动方式。随着信息技术深入社会肌理，并引起社会变化，人们开始质疑并重新认识技术。数字排毒便是人们反思技术、重新认识技术的体现。人们倦于技术依赖，开始寻求解脱，想要回归技术发明的初心，重新锚定与技术相处的正确方式。
第二，重视连接真实生活。数字排毒是人们对技术的一种再认识，是对真实性的一种拥护。倡导数字排毒，最主要的原因是数字技术入侵了生活世界，分散了人们对现实空间的注意力，伤害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导致人们迷失在比特世界之中。所以，数字排毒进行干预的普遍特点是，提倡户外活动，增加人们与自然界的物理连接。提倡“技术断连”“重新连接”，鼓励人们不要困在虚拟空间，要适度地脱离技术“连接”，重新拥抱真实世界。
第三，积极保护自身主体性。尼尔·波兹曼认为：“每一种新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数字排毒”是人们对技术过度依赖和主体性地位被入侵的一种警戒，人们想摆脱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捍卫自身的主体性和控制权。数字排毒的重点不在戒断智能手机等智能设备，而是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智能设备的深度嵌入让生活失去了什么，我们需要从中夺回什么。所以数字排毒不代表技术失败，也不是一种消极行为，相反，它是一种积极行为，反映了人们努力夺回主动权，以清醒、健康、平衡的姿态进行技术使用。
[本文系中央高校哲社繁荣计划项目（ZYGX2021FRJH003）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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