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一“感冒”，全球的“果粉”都得难受——收到新iPhone手机的时间又要延迟了。现在这一切可能在悄然改变。近日，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苹果计划将生产移出中国：这家iPhone制造商正寻求使推动其增长的供应链进一步多元化”。
其文中提到，最近几周，苹果公司参与讨论的人士表示，苹果公司加快了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国外的计划。他们告诉供应商更积极地在亚洲其他地方组装苹果产品，尤其是印度和越南，并希望减少对富士康为首的台湾组装厂的依赖。
美国那只看不见的手又在挥舞了，一方面要求台积电将半导体工厂搬到美国，一方面又让代工厂转移至越南和印度。
前一段时间的富士康郑州工厂风波加速了苹果的转变。郑州又被成为"iPhone之城”，这里一度容纳30多万组装工人，以生产苹果和其他苹果产品。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这里曾一度制造了大约85%的iphone Pro系列产品。
苹果供应链的分析师和人士表示，在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削弱了中国作为稳定制造中心的地位之后，这一巨变意味着苹果不再愿意把这么多业务绑在一个地方。
富士康前美国高管杨艾伦表示：“过去，人们并不关注集中的风险，自由贸易是常态，事情是可以预见的。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参与苹果供应链的人表示，一个应对办法是扩大代工厂的数量——将鸡蛋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即使这些公司本身就在中国。立讯精密和闻泰科技或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在今年早些时候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立讯精密的高管表示，一些未透露姓名的消费电子产品客户担心因疫情管控、电力短缺和其他问题导致的中国供应链混乱。他们说，这些客户希望立讯精密帮助他们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做更多的工作。
高管们指的是所谓的新产品介绍(new product introduction，简称NPI)，即苹果指派团队与承包商合作，将产品蓝图和原型转化为详细的制造计划。
这是实际制造数以亿计的小工具所需要的胆量，也是中国在生产工程师和供应商集中的领域表现出色的领域。
据参与讨论的人士透露，苹果已告知其制造合作伙伴，希望它们开始尝试在中国以外开展更多此类工作。供应链专家表示，除非印度和越南等地也能进行新产品导入，否则它们仍将处于次要地位。然而，一些参与讨论的人士说，全球经济放缓和苹果招聘放缓，使得这家科技巨头很难为新供应商和新国家的新产品导入工作分配人员。
几十年来，苹果和中国一直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苹果每年仍会推出新款iPhone，同时稳步更新ipad、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产品。它必须在更换引擎的同时保持飞机的飞行。
苹果前运营经理凯特·怀特黑德表示：“找到所有能满足苹果需求的部件并不容易。”
然而，这一转型正在进行中，两个因素相互作用，威胁着中国的历史经济实力。其驱动因素有两个，它们相互影响，威胁着中国历史悠久的经济实力。一些中国年轻人不再渴望为富人组装电子产品以赚取微薄的工资。
一方面，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领导下的美中军事和经济紧张局势加剧了五年多——中美贸易战。
关注供应链的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 郭明錤表示，苹果的长期目标是从印度出货40%至45%的 iPhone，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个位数。供应商表示，预计越南将承担更多苹果其他产品的制造任务，例如 AirPods、智能手表和笔记本电脑。
目前，在圣诞节购物的消费者遇到了该产品15年历史上最长的高端iPhone等待时间，一直持续到圣诞节之后。苹果在11月罕见地发布了季度中期警告，称Pro机型的出货量将受到郑州工厂疫情限制的影响。
11 月，Apple 发表声明，保证它正在实地寻求解决问题。苹果高管早就知道过度集中在中国的风险，但多年来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中国为 Apple 产品提供了有文化和勤奋的劳动力、政治稳定和巨大的本地市场。
总部位于台湾的富士康在创始人郭台铭的领导下，成为加州苹果公司与组装iPhone的中国组装厂之间的重要纽带。富士康的管理人员与大陆工人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另一家台湾承包商和硕发挥的作用较小但类似。当地政府也热情支持苹果的业务，将其视为就业和增长的引擎。
《人民日报》在11月20日的一段视频中称赞苹果生产基地，称其直接或间接为当地提供了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据中国政府相关智库称，富士康 2019 年从郑州向海外出口了约320亿美元的产品。据该公司称，总的来说，富士康集团占中国 2021 年出口的 3.9%。
《人民日报》的视频称:“政府的及时援助……持续为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以及全球供应链提供了一种确定性。”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一年里，他们至少暂时将部分供应链移出了中国。
韦德布什证券分析师丹尼尔·艾夫斯表示，疫情管控政策“对苹果的供应链构成了绝对的沉重打击”。上个月在中国的情况是压垮苹果在中国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郭明錤表示：今年第四季度iPhone的发货量可能会达到7000万至7500万部左右，比郑州事件发生前的市场预期少了约1000万部。他说，最顶级的iPhone 14 Pro和Pro Max机型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该公司11月份的产能约为20%，预计12月份将提高到30% - 40%。一个积极的信号出现在周三，郑州当地政府取消了流动性管理。
富士康的一名经理表示，数百名工人被动员起来，用卡车和飞机将机器和零部件从中国中部的郑州运送到近1000英里外的南方深圳。富士康在中国的其他主要工厂都在深圳。深圳工厂弥补了部分(但不是全部)生产缺口。
与此同时，富士康提供资金，让工人回来工作一段时间。该公司的一项举措是，对11月初或更早加入公司的郑州全职员工，在1月份发放最高1800美元的奖金。那些想要退出的人得到了1万元。
印度和越南也面临着各自的挑战。
富士康前高管丹•潘兹卡表示，越南制造业增长迅速，但工人短缺。该国人口不到1亿，不到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他说，它可以处理6万人的生产基地，但不能处理像郑州这样的数十万人的地方。“他们不在印度和越南做高端手机，其他地方做不到。”
印度的人口规模接近中国，但政府协调水平却不高。苹果发现在印度很难经营，因为每个邦的管理方式都不一样，地方政府在允许苹果在印度生产产品之前，会让该公司承担很多义务。潘兹卡表示：“就法规的一致性和物品的进出而言，印度就像蛮荒的西部。尽管如此，苹果将不得不找到多个地方来取代iPhone城，他们将不得不把它分散开来，建造更多的村庄，而不是大城市。”
